首页 诗词 字典 板报 句子 名言 友答 励志 学校 网站地图
当前位置: 首页 > 图书频道 > 文学 > 传记 >

我也是鲁迅的遗物·朱安传

2010-03-22 来源: 
基本信息·出版社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·页码:264 页 ·出版日期:2009年12月 ·ISBN:9787807453642 ·条形码:9787807453642 ·版本:第1版 ·装帧 ...
商家名称 信用等级 购买信息 订购本书
我也是鲁迅的遗物·朱安传 去商家看看
我也是鲁迅的遗物·朱安传 去商家看看

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·朱安传


基本信息·出版社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·页码:264 页
·出版日期:2009年12月
·ISBN:9787807453642
·条形码:9787807453642
·版本:第1版
·装帧:平装
·开本:32
·正文语种:中文
·丛书名: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丛书

内容简介 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·朱安传》内容简介:“我好比是一只蜗牛,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,爬得虽慢,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……”“我也是鲁迅遗物,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!”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,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,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,但句句都令人震撼,耐人寻味。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。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·朱安传》系鲁迅元配夫人朱安的传记,作者通过走访朱氏后人,实地勘查采访,钩沉相关史料,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等,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,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,更难得的是,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。
作者简介 乔丽华,女,1969年生,上海人,200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,获文学博士学位,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员。多年来从事鲁迅研究,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、读书随笔若干,主要著作有《吴朗西画传》、《鲁迅和他的绍兴》、《藏家鲁迅》(与人合编)等。
编辑推荐 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·朱安传》: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丛书
目录
序章:“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”
上篇:母亲的礼物
家世——丁家弄朱宅
婚约——1899年前后
洞房——母亲的礼物
独守——婚后的处境
惜别——举家迁居北京

下篇:落地的蜗牛
死寂——名存实亡的家
弃妇——落地的蜗牛
家用账——真实的重担
悲伤——鲁迅去世
苦境——西三条的女主人
尾声——祥林嫂的梦
附录一 朱安家世简表
附录二 鲁迅家用账(1923年8月至1926年2月)
附录三 抗战后北平《世界日报》“明珠”版有关朱安的报道
主要参考文献
后记
……
序言 那是2006年4月底的一个周末,为了给《鲁迅和他的绍兴》一书寻找灵感,我和几位合作者来到了绍兴。就是那一次,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走上了鲁迅故居二楼的房间。这是鲁迅和朱安当年成婚的新房,平时一般不开放。我之前也不止一回来过鲁迅故居,但从来没有进入过二楼的房间,而且还是鲁迅成亲的洞房,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十分好奇的心情走上楼梯的。
台门里的老屋子大多光线昏暗,但二楼的这个房间更幽暗。也许是因为多年空关的缘故,感觉有些阴森。仔细打量室内的陈设,旧式的雕花木床、衣橱、桌椅等不多的几件家具在黑暗中只有一个轮廓,相形之下,贴在墙壁和家具上的大红囍字格外醒目。
我们问:这是原来就有的吗?
工作人员回答说:是剧组拍电影留下的。
是啊,隔了这么多年红纸怎么可能还存在?当年的大红菇字早已从墙上剥落了,当年的新人也早已消殒了。
环顾这间洞房,并没有因为贴了鲜艳的囍字而呈现出喜庆的气氛,相反,红色的囍字让屋内显得更压抑惨淡。特别是想到鲁迅成婚后第二天就住到了别处,只留下朱安独守空房,这大红囍字也就分外刺眼了。
其实,说这是鲁迅当年的新房并不完全准确。1919年,周家新台门卖给了城内的富豪朱阆仙,鲁迅携全家迁往北京。直到1949年后,周家新台门才被政府收回,成为鲁迅故居。因此,我们看到的这所谓鲁迅的新房,也只是一种历史场景的复原,不可能是朱安当年生活的真实还原。但即便如此,走进这间屋子,还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被抛在暗处的影子,感受到在鲁迅身边,还有朱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着,徘徊着。
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,朱安在无爱的婚姻中度过了苦涩的一生。这是个一提起来就令人感到窒息的话题,鲁迅本人也很少提到朱安,他的缄口不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。当然,关于鲁迅的这段婚姻,在他同时代亲友撰写的回忆录中还是有所反映的。许寿裳、孙伏园、郁达夫、荆有麟、许羡苏、俞芳等在他们的回忆录中,大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,对鲁迅与朱安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做了描述。从这些描述来看,鲁迅的确只是把这位夫人看作“母亲送给的礼物”,对她仅仅是尽到供养的责任而已。朱安在婚后的几十年里,始终处于“弃妇”这一可悲的地位。
鲁迅对朱安没有感情,二人形同陌路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能够忘记身边这样一种凄惨的存在呢?
1935年鲁迅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提到凌叔华的小说,称赞她“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”,写出了“世态的一角,高门巨族的精魂”。我不知道,他写到这里,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朱安的身影?每次读《伤逝》,我都会被那些冰冷尖锐的词句深深触动:
四围是广大的空虚,还有死的寂静。死于无爱的人们眼前的黑暗,我仿佛一一看见,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。
从这沉痛的文字中,我仿佛听见了鲁迅内心的声音。我认为,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“死于无爱的人们”,忘记朱安们的不幸。就算这是一个令他痛苦的问题,他也要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,而不是绕开,甚至遮掩。固然,在鲁迅的文字中很少提及这位夫人,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刻也不曾忘记“无爱的人们”与“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”,而这声音中定然包括了朱安这样一个与他有特殊关系的旧女性。
可是,翻开鲁迅研究的历史,朱安却始终是个无法安置的人物。
当年鲁迅去世后许寿裳等着手起草年谱时,就讨论到了要不要把“朱女士”写进去的问题。1937年5月3日许寿裳致函许广平,信中提出:“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,不可不提,希弟谅察。”对此,许广平的回答是:“至于朱女士的写出,许先生再三声明,其实我绝不会那么气量小,难道历史家的眼光,会把陈迹洗去吗?”因此,在许寿裳编的《鲁迅先生年谱》中,留下了这样一条现在看起来十分可贵的记载:
三十二年丙午
前六年二十六岁
一九○六年
六月回家,与山阴朱女士结婚。
同月,复赴日本,在东京研究文艺,中止学医。
新中国成立后,当鲁迅被定性为“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”,朱安的地位就很尴尬了。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、呐喊者,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,然而他的婚姻却是包办婚姻。包办婚姻对鲁迅那一代人而言是很普遍的,但许多人却认为这有损鲁迅形象。因此,1949年后鲁迅研究得到空前重视,研究者在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上投入了很大的力气,唯独朱安被排除在外,乏人问津。特别是在极“左”的年代里,当鲁迅被抬上神坛,封为偶像,朱安更成了一个忌讳,成为鲁迅研究的禁区之一。所有的鲁迅传记中都找不到她的名字,很长一段时间朱安几乎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。
朱安浮出水面是在“文革”后。随着鲁迅研究回归“人性化”,不少研究者对过去那种洗去历史陈迹的做法提出了质疑,并对有关鲁迅与朱安的一些事实做了钩沉和探讨。如裘士雄《鲁迅和朱安女士以及他俩的婚姻问题》(《绍兴师专学报》1981年第2期,署名稽山)、杨志华《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》(《上海鲁迅研究》第4期,1991年6月)、段国超《鲁迅与朱安》(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,1983年第3期)、余一卒《朱安女士》(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13期)、张自强《鲁迅与朱安旧式婚姻缔定年代考》(《纪念与研究》第9期,1986年12月)等都是发表于这一时期的力作。特别是1981年出版的《鲁迅生平史料汇编》第一辑,反映了“文革”后鲁迅生平史料研究的最新成果,其中在“鲁迅家庭成员及主要亲属”的条目下列出了“朱安”一条,突破了很大的阻力和干扰。此条目虽仅有400余字,且基本维护了旧有的观点,但终究承认了朱安的存在。
至此,朱安已不再是一个禁区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,朱安是鲁迅情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注解,在鲁迅的一生中投下了“浓重的阴影”。然而,像朱安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,是否值得更深入的探讨?这一点恐怕很多研究者心里至今还是存有疑虑的。迄今为止尚无一本有关于她的传记,这也足以说明了一切。
当然,追溯朱安在鲁迅研究中的历史地位,也不能无视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探讨。早在1944年出版的传记《鲁迅》中,竹内好就对鲁迅留学时代回国结婚的问题提出疑问。他指出,比起与许广平的恋爱,与朱安结婚这条线索却十分模糊不清,从鲁迅本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解释,对于鲁迅是“如何处理事实的”,尽管“可以通过《随感录四十》等材料去构制空想,但有个很大的不安却不肯离我而去,那就是这个空想会不会大错而特错呢”?自竹内好开始,一些日本学者也对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提出种种揣测。尾崎秀树《围绕着鲁迅的旧式婚姻——架空的恋人们》(日本1960年5月号《文学》)、丸尾常喜《朱安与子君》、高木寿江《鲁迅的结婚和情》(日本《鲁迅之友会会报》第13期)、岸阳子《超越爱与憎——鲁迅逝世后的朱安与许广平》(《鲁迅世界》2001年第4期)、山田敬三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——关于朱安女士》(收入《南腔北调论集——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》)等论文,均对鲁迅背后的这样一位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,其中既不乏敏锐的发现,也不乏主观的论断,由此不难看出朱安带给人们的困惑之深。
和竹内好等人相同,我在研读鲁迅的过程中,也对朱安这个人物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好奇,迫切地想要弄个明白。如果说鲁迅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在我们的关注之内,那么朱安作为鲁迅身边的一个女性,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,我们对她的了解实在太少!正如《故乡》中的“我”和闰土之间“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”,我们和她之间也有着深深的隔膜。
有不少人向我指出,朱安这个题目难写。确实,和同时代的精英女性不同,朱安只是一个目不识丁、足不出户的旧式妇女,既没有秋瑾那样的豪举载入史册,也没有留下吐露心曲的闰阁诗文,供后人唏嘘回味。有关于她的材料少得可怜,我自己的准备也远不能说充分,但她可悲的、扭曲的一生始终压在我的胸口。朱安曾开口说:“我也是鲁迅的遗物!”这声呐喊始终停留在我的心底,挥之不去。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,但句句都令人震撼,耐人寻味。有研究者指出:“我觉得朱安是一个真正的问题——将来如果谁去研究中国女性历史的话,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对象。朱安她是被旧社会和新权威同时抛弃了的一个女人,同时她在旧道德和新道德上又都努力调试过自己。”这也道出了我的想法:朱安不应该仅仅是鲁迅研究当中的一个配角、一个陪衬。无论是站在鲁迅研究的立场上,还是站在女性研究的立场上,她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对象。
朱安不仅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中没有地位,在近现代的女性史上也没有她应该有的位置。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这样一个“他者”:所谓的旧女性。她是不折不扣的“旧女性”,是包办婚姻的牺牲者,而且至死也没有觉悟。自“五四”以来,新女性“娜拉”一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,朱安这样的“小脚女人”、“旧式太太”则成了落伍者的代名词,处于尴尬失语的境地。这不仅仅是朱安一个人的悲剧,在她身后,乃是新旧交替时代中被历史抛弃的女性群像,她们在历史洪流中沦为喑哑的一群,“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”。对这样一个女性群体,我们除了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,似乎很难找到一种倾听她们心声的方式,也很少有人去这样做。然而,把她们排除在外的历史书写注定是不完整的,也是没有厚度的。或许正因为如此,鲁迅对凌叔华小说中所发出的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产生了共鸣,尽管这声音是如此微弱。
我想为她写一本传记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我不知道现在开始写究竟是太早还是太晚。我觉得是太晚了。朱安去世距今已经60多年,与她有过接触的人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。特别是当我走在绍兴的街头却发现许多地方已是面目全非时,当我费尽力气找到朱家后人却空手而归时,当我面对一些语焉不详的资料一筹莫展找不到任何见证人时……我感到自己着手得太晚了!但另一方面,或许也只有现在,我们才能够让她从暗处走出来,才能够平心静气地看待鲁迅身边的这样一个“多余人”。
文摘 插图:


朱安的娘家在绍兴城里的丁家弄。为此,我特意去寻访了这条过去从来没有留意过的街。
从地图上看,丁家弄位于绍兴城的西面。民国前,绍兴府城内以南北向的府河为界,东属会稽,西为山阴,丁家弄即属山阴县地界。而不远处的鲁迅家的周家台门属于会稽县。过去的绍兴城四面筑有城墙,四周共有十个城门,丁家弄就在水偏门一带,东临水沟营大街,因此从前绍兴人提到它,往往称为“水沟营的丁家弄”。此外,在老绍兴人的记忆里,它还有一个土名,叫作“竹园里”。
在去丁家弄之前,我事先向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老馆长裘土雄先生打听了一下。他告诉我,朱家台门靠近绍兴文理学院那里,他曾去过两次。1979年,从朱家的房客陈文焕先生那里得知朱家台门要拆的消息,他也曾赶在拆掉前去看过。他记得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房子相当好,石萧墙,栋梁是方的,用料考究,说明家里相当富裕。当时还有人租了他家一半的房子。可惜现在已经统统拆掉了,变成了丁香小区。不过,泥墙弄旁边的那条河还在。丁家弄现在叫丁向弄,因为绍兴有两个丁家弄,所以改了名。
我住的宾馆恰好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旁,于是第二天早上,我穿过校区,从东大门出来,步行约50米,找到了我默念已久的丁家弄——如今已改名为丁向弄。这是一条长约一二百米的东西向的街,约三四米宽的水泥路,两边都是四五层楼的新式住宅小区,街道两边零星开着一些小店铺,周遭的环境显得有些杂乱。听路边小店的老板讲,在他小的时候,丁家弄的路还没有现在宽,是用六尺的石板横铺的,差不多就两米宽。但是他不知道这里有个朱家台门,也不知道鲁迅的原配夫人姓朱,更不知道她的娘家就在这里。
丁香小区在丁向弄23号,是一个颇为高档的住宅小区,丝毫也看不出当年朱家台门的影子了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,但还是有点怅然若失——为了那消失的台门,也为了台门里那些湮没无闻的故事。从出生到出嫁,荠不多有28年的时间,朱安是在丁家弄朱家台门厚厚的围墙里度过的。这个大宅院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?有过哪些悲欢?她后来酸涩的人生、乖蹇的命运是否与此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?对于想要了解朱安出嫁前生活情形的人,诸如此类的疑问有很多,但看来都已无从追寻了。
本以为对朱家台门的寻访只能获得这样一点印象,好在第二天在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鲁迅研究30年学术讨论会上,我遇到了《乡土忆录——鲁迅亲友忆鲁迅》的作者周芾棠
……
后记 我用蜗牛一样的速度爬行到现在,才终于完稿。总算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了,回首过去的这段时间,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话: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”我不是巧妇,因此,这本书可以说写得很吃力,很痛苦,但同时我又感觉非常值得,因为这是我心里酝酿已久的一本书。
我选择写朱安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,决不是偶然。多年前,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,就关注女性文学,自然也阅读了不少国外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。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《望乡——底层女性史序章》(即电影《望乡》的原作,中译本于1998年出版),这本薄薄的小书,让我看到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。我暗暗决定,今后要像山崎朋子那样,站在女性的立场上,对女性的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。
毕业后,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工作,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努力着。一晃好几年过去了,我似乎已经把读书时的志愿淡忘了。但另一方面,有一个女性始终盘旋在我心头,那就是朱安。毋庸讳言,眼下名人的婚恋成为一大热点,鲁迅与朱安的包办婚姻也难免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,但我之所以打算写朱安,并不是想凑这个热闹,更不是为了争论鲁迅与朱安在这桩婚姻中究竟孰对孰错。向来我们只把朱安看成包办婚姻的牺牲品,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悲剧符号,认为她的一生是极为单薄的,黯淡无光的。真的是这样吗?有人说,“黑暗也能发出强烈的光”,朱安在暗处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?
但构想归构想,真正动笔时,我还是感到不小的压力。首先,我想一定会有人质疑: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毫无光彩的女性写一本传记?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高大形象?对此,我确实也有过犹疑,让我感到欣喜的是,当我说出自己的打算时,无论是一些鲁研界的前辈,还是我的同行们,都很鼓励我、认同我,并给予我许多建议和帮助。这使我信心倍增,同时,也使自己没了退路——总不能“雷声大雨点小”,让大家对我失望。
其次,我也知道写朱安的传记,资料是个难题。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,朱安的生平资料很匮乏,有关于她的种种细节绝大部分都失落了。而各种各样的回忆或说法,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。不过,我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,认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陈,没什么好写。其实,朱安69年的人生也经历了许许多多,在鲁迅去世后,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战结束,现在留存下来的当年的报道,让我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。她生前托人代笔的一封封书信,读来只觉得凄切入骨,令人心生感慨……在翻阅这些旧资料的过程中,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动着,她的一生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
当然,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倾听这样一位女性的心声。虽然山崎朋子的《望乡》被我奉为典范,但其实,它走的“口述历史”的路子,不是我所能效仿的。以往的女性传记,都是精英知识女性的传记,起码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,从中可以解读她们的内心世界。而朱安不同,她早已不在人世,又是个不识字的女人,我们连弄清她的生平细节都有很多障碍,更不用说对她的处境“同情之理解”,进入到她的内心深处。
由于以上原因,写到半当中时,我有过动摇,也有过自我怀疑。不过,更有许多可回味的片断。
这两年,为了钩沉有关朱安的史料,我利用各种机会,去踏访朱安足迹所到的地方,向绍兴和北京两地的鲁迅研究者求教,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。我渐渐地体会到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的好处,就是可以经常与绍兴和北京兄弟馆的同行进行交流。每次去这两个地方出差,我都可以向他们讨教,从而不至于多走弯路。
我记得在绍兴,跟着周芾棠老先生寻访朱安娘家丁家弄。其实前一天我也曾去过,可是一无所获,但是跟着周老先生,一个下午,我们跟当地的住户聊了许多。而且打听着打听着,最后居然找到了当年朱家的房客!那天我跟在他后面,才真正地有了实地采访的感觉。那一次,幸亏有周老先生陪伴,不然我这连绍兴话都听不太懂的外乡人,是很难和老住户们随意攀谈的。现在想想,那回我连照相机都忘了带,实在是不够专业!我决定,等这本书出版后,一定要再去丁家弄,找到俞先生、王先生和周阿婆,跟他们合影留念。我还记得绍兴鲁迅纪念馆裘士雄先生的大办公室,他每天在这里埋头著述,出版了一部部极具绍兴地域特色的著作。他自称是“以书养书”,即拿到某本书的稿费后,再自费出版另外的书。这使我肃然起敬。作为鲁迅研究者,裘先生早年通过对朱氏后人及邻里的走访,记录下朱家台门的情况,抢救了不少资料。听说我打算写朱安传记,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资料提供给我参考,并特别指出,对待鲁迅和朱安的包办婚姻,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问题,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结论。虽然,我未必能达到他的要求,但写作中始终记着他的告诫。朱安后半生住在北京。去年11月去北京,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叶淑穗老师,她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朱安的情况。叶老师说,朱安是西三条故居的最后一位女主人,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,都保存了下来,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烂的小脚鞋,凡朱安生前用过的,如水烟袋、衣服、新的小脚鞋等,都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,包括她为鲁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。朱安很矮,比常人都要矮,她的衣服很窄小,有些是用鲁迅母亲的衣服改的,很瘦很瘦的。朱安后来也有可能是死于胃癌,她有一个老保姆,原来住在附近,叶老师曾去找过。据这位老保姆说,临终前朱安胃很疼。我询问朱安是否擅长做手工活,叶老师认为,有很多材料表明,朱安不大会绣花之类细致的手工,她的手工活很粗,可能会做鞋子或鞋垫等。遗憾的是,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遗物需要很多审批手续,我虽然很好奇,但也只能作罢。叶淑穗老师在资料方面也给了我不少指点,她告诉我,《世界日报》访问朱安的材料是很好的,真正写朱安生活的材料很少,但是《世界日报》从保护鲁迅文物的角度出发,去看望了朱安,亲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状况。当时,她特意去图书馆抄录了下来,她还抄录了许多朱安的家信……可以感觉到,叶老师对于北京时期的朱安不仅很了解,而且也很关心。我从她这里了解到许多活生生的细节,也由衷地感到,正如叶老师等所说的,对朱安的问题,要从历史出发,看问题要全面,不能以偏概全,更不能轻率地下结论。朱安的一生,前40年在绍兴,后28年在北京。照理,轮不到我这个外乡人来写,多亏有鲁迅研究界前辈热心指点,有许多同行相助,今天才有了这本二十多万字的小书。无论是善意提醒我的人,还是在资料上给予我帮助的人,我都将一直铭感在心。我要感谢的人很多,尤其要感谢的是王锡荣副馆长。当我忐忑不安地把拟就的提纲交给他时,准备着被他泼冷水,不料他很支持我们提出个人的研究计划,而且很鼓励我们突破成见,发表自己的想法,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迹。同时,他也给了我许多切实的建议,指点我多向鲁研界的前辈虚心求教,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,以客观地反映朱安的一生。他还提醒我,过去大多是站在鲁迅的角度来叙述,希望我能站在朱安的角度,多挖掘朱安的内心。他的一席话使我有如醍醐灌顶,茅塞顿开。遗憾的是,我虽然尽力朝这个方向去努力,但显然还做得很不够。需要指出的是,我馆从去年起设立了专项课题,用于支持个人的研究计划,我的这本传记也列入了这一课题。在这里,我还要感谢我们部门的同仁。写作是一件耗费心力和时间的事,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,人往往会变得浮躁,也很难静下心来做事。我很庆幸,置身于浓浓的学术氛围里,平时既能够互相切磋,也能彼此体谅。这都为我完成此书创造了条件。所以,我也感到很惭愧,最终我只能写到这个程度。现在想来,如果我多一点刨根问底的勇气,也许会有更多发现。但现在只能是这样了。感谢王锡荣副馆长、裘士雄先生,他们在百忙之中审读了我的原稿,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,特别是指出了一些史实性的错误。绍兴的顾红亚女士为我复印了刊登在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》上的资料,在此也表示感谢。有一句自谦的话叫“抛砖引玉”。如果我的这块“砖”能够引来美玉,那么,我就做一块砖吧。

(作者:bkbkc04909 编辑:kind887)
热点排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