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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识的一个日本人

2011-12-08 来源:读书人故事会 
 A   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,我却张不开口称她为我的日本朋友。   她是我认识、交往的第一位外国人。当时我留学加拿大,一个人在圣诞节前的黄昏,在公共汽车站徘徊,不知今夜睡何处。我第一次真正为解决民生问题讲英语,抱着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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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,我却张不开口称她为我的日本朋友。

  她是我认识、交往的第一位外国人。当时我留学加拿大,一个人在圣诞节前的黄昏,在公共汽车站徘徊,不知今夜睡何处。我第一次真正为解决民生问题讲英语,抱着电话筒求救:My name is……I am from China……I need help……(我的名字是……我来自中国……我需要帮助)

  当我看到来接我的车里探出熟悉的东方人面孔时,喜出望外,兴奋地用中文向她表达我找到“自己人”的喜悦,她却笑眯眯地摇摇头,用英文说她是日本人,是来接我的国际学生联络人的房客。她对于我的到来表现得欢天喜地。当天晚上,她坚持把她的房间让给我住,自己用个睡袋睡在客厅里。她的房东问了她很多遍:“Areyousure(你肯定吗)?”她都笑眯眯地点头。

  我站在温暖的房间里,撩起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,领略异国之夜的情调。一盏路灯照着白雪宁静的夜,挂满彩灯的房子各具特色,真是温馨。想到踏上加拿大的第一天就遇到好人,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
  我们俩很快成了好朋友。原来,她也在维多利亚大学读书,也是留学生。她穿着笨重的不合脚的大靴子,带着我熟悉环境。我没好意思问:在我看来是很难看很笨重的靴子,难道是新的潮流?她的土黄色外套也实在太乡气了。后来听她讲才知道,这双靴子是她在yardsale(美国人喜欢在自家庭院前摆出不用的、准备扔弃的物品,低价卖出)买来的。她从小艰苦惯了,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。房东请她去参加音乐会,大约觉得她的靴子不适合那种场合,见我的皮靴很新,问我可不可以借给她穿,我忙不迭地点头。

  她很好客,总是“宴”请朋友,但每次做饭,菜都不够吃;我们面面相觑,没吃饱,又不好意思开口,每到这时,她就满脸惭愧地道歉,解释说小时候父母只在她一大碗饭顶尖放一点点菜,她已习惯了,所以做的菜往往分量不够。我虽然看过《野麦岭》,关于日本人的艰苦勤俭也有印象,但是真正这么感性地认知,还是第一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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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在街上,我慢慢地拼凑着英文介绍自己,讲我一个人也不认识,就这么坐飞机来了。她很夸张地做个要晕倒的姿势,夸奖我真了不起。我觉得她很好玩,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她那样动作、表情、语调那么夸张的人,我说一点点事,她也会大声地笑,刚开始我会不解地望着她,因她笑而笑。她吃饭时总是眯着眼睛,摇头晃脑,一副无比满足、享受美味的神态,不停地赞叹:“Delicious(好吃极了)!”看她吃饭,仿佛是欣赏一场表演。

  她对我像老朋友一样亲热,仿佛她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,没有半点隔阂。而后,通过我她又认识了其他中国学生,她对他们也是那么热忱。每个人在她的眼里仿佛都是完人,从没听她批评别人,如果有人做了不对的事,她也会替他找找理由。

  原来,她是一个基督徒。被她这面镜子一照,我很羞愧地看到我的缺点:看人常常看到他人缺点,因为他的缺点而不屑与其交往。

  当然我的首要任务是找房子住,她和她的房东热心地帮我看广告,到处打电话。结果找到一处非常好的:300加元一个月,吃住全包,而且离学校很近,走路就能到。我很兴奋,她却若有所思。我不识相地问她一个月付多少房租,她轻声地不好意思地说:“500加元。”

  房东小姐表情有点尴尬,说:“我们这儿条件要好些,离学校近……”我对这两位刚认识的热心朋友很过意不去:也许她可以要下这300加元一个月;糟糕的是我无意中起了“离间”房东与房客的关系。而她又是这么难找的房客:每周帮房东大扫除,吸尘、擦镜子、清洁浴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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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后来她还是搬到她一位基督教朋友家去了,房租350加元,她又当上了义务babysitter(婴儿保姆)。

  她永远那么投入地帮助别人。如果细算下来,是很不合算的,但她仿佛一点也不介意,总是陪房东的两个孩子玩游戏。

  她经常来找我玩,提起经济有点紧张的事,我的房东太太问她愿不愿意打扫房子,每小时3加元,她很感激地答应下来。看她劳动,我明白了什么是敬业精神。简简单单的打扫房子的工作,她做得一丝不苟:跪在地上嘿唷嘿唷地擦地板;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刷浴缸。

  我的房东太太自然对她的工作满意极了,又叫她照看六七岁的女儿。别人看小孩,都是在家里陪孩子看电视、玩玩具;她呢,戴上头盔,穿上旱冰鞋,和精力无比旺盛的小孩比赛旱冰球。只见她跑得气喘吁吁、汗流浃背,还拼命地追着小孩跑。

  有一次她又背着大书包,来到我的住处,我看她有点疲倦,问她是不是不舒服,她摇摇头说只是有点累,刚在学校献了血。我赶快叫她躺下休息,要给她做点东西吃,她笑我大惊小怪,说她经常去献血,今天是碰巧有点累吧。

  我更吃惊了,问她献过几次血,她笑眯眯地伸出指头说:25次,而她才23岁。我献过一次血,那还是在大学里,不献血不让毕业才去的。相比之下,我好惭愧啊。

  后来,她和一位基督徒恋爱、结婚、生子,对方收入不高,她又留在家当家庭主妇,竟然很久没有钱回日本。而我到美国读书时,给她打电话,她居然叫我挂了,她要给我打回来;她给我写信,从来是手写的,她说不愿意用计算机,因为打字虽然看上去漂亮,却失去了朋友手迹所传递的那份信息。

  作为一个纯粹的朋友,她是最好的。但她是日本人,我总是觉得隔着一层,不愿意和她走得太近。我有朋友回国从不坐日航,尽管日航便宜;在美国时,有一位日本朋友非要带我们去海边玩,我心里感谢他,却又有不情愿的心绪。和日本人打交道时,往往很矛盾,无法敞开心扉接受他们的友情,又不想把过去的债加在新一代人的头上,于是,我就有意远离日本人,省得左右为难。

  基于这种心情,我离开维多利亚后,就疏远了和她的关系,很少给她打电话或写信。张纯如的《南京暴行》出版后,我买了一本,很想给她寄去,对她讲我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伤痛,对她讲我的心结,面对她的友情我却沉默下来。犹豫了很久,还是没有寄出。

 


(作者:读书人故事会 编辑:kind88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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